专访张宇燕：心系国之强盛民之富安

人物小传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著有《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国际经济政治学》《美国经济论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等。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一问题影响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学术路径，张宇燕亦不例外。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张宇燕就开始思考：从18世纪开始，为何西方世界经济突飞猛进，但同时期中国的经济则增长缓慢？

        探索“李约瑟问题”

        带着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张宇燕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1991年底，张宇燕将论文修改成书，书名为《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全书用八个章节探讨了一个宏大的问题：国家因何兴衰。在该书中，张宇燕给出了自己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就国家兴衰而言，唯有制度在起作用，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以及什么样的经济结果。”这本书的出版，让张宇燕成为国内第一批深入研究“李约瑟问题”的学者。此后多年，该书内容被广为引用。

        对李约瑟问题的探索，也决定了张宇燕此后的研究方向。“中国曾长期处于人类文明顶峰，但工业革命后走了下坡路。到了近期，中国又开始民族复兴，进入历史上升期。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需要解释。”2017年，《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重版，张宇燕在跋尾中写道：“我过去10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即18世纪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东方世界的停滞，追根溯源，就是这篇博士论文开篇便提到的所谓‘李约瑟问题’的后续研究。”

        近年来，张宇燕的研究重点侧重于用经济学理论研究国际关系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依然与他早期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大国博弈，决定博弈结果的基础是国家经济实力，而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又涉及制度选择等问题。”张宇燕说。

        张宇燕希望能够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作出一些理论贡献，“能不能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来研究形形色色的国际问题？能不能提出一些可供检验的理论命题？”

        在张宇燕看来，博弈论可以作为分析国际问题的思维逻辑。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诉求，最后要达成一致，就涉及偏好合成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在多边场合，各国都在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讨价还价，同时各国也都明白，没有别国的合作自身利益也难以实现。这一现实为我们构建理论框架、促进共识形成、确立全球治理规则奠定了基础。”张宇燕说。

        聚焦“中国主张”

        近年来，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引发了全球关注，这顺理成章地成为张宇燕的一个研究重点。

        “‘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当前最关注的题目。‘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张宇燕说。

        张宇燕认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阐述和践行这些“中国主张”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价值是什么？怎样推进？风险在哪里？面对一些对‘一带一路’的误解甚至恶意曲解，我们应该如何晓以大义，怎么讲好自己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学者要做的工作。”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张宇燕对如何认识中国的影响力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体现在物质层面、全球治理层面、货币层面和发展道路层面等四个方面”。 ．

        张宇燕认为，所谓的物质层面包括资源、基础设施、制造能力、科技等。在物质方面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显著。“比如中国向世界出口了很多商品，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一些国家针对我国屡屡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这既出于偏见和短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国家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张宇燕说，一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能购买多少商品与服务。

        规则制定是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宇燕乐意引用与博尔特赛跑来说明规则的重要性。“在现行规则下，一位理科大学生与牙买加飞人博尔特百米赛跑必输无疑。但如果规则改为在跑完50米后做两道数学题，裁判确认答对后继续跑，那么输的就很可能是博尔特。”张宇燕表示，以往的全球治理规则许多都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对一些国家有利会对另一些国家不那么有利甚至有害。“国际规则是国家之间博弈的结果，最终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总体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了战后国际秩序并成为这一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改革开放后中国从适应规则到支持和维护规则，再到改进规则和完善规则，一直努力使其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得到了多数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影响，在张宇燕眼中举足轻重。他认为，美国凭借美元取得了货币霸权，可以少生产多消费，享受金额巨大的国际铸币税。一张100美元的纸币，其生产成本为6美分。美国“用一张特殊设计的纸，实现了全球消费。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会迅速地危及世界”。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元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和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交易、结算和储备中地位的持续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趋势定会不断增强。

        “第四个方面的影响力表现为价值理念，或者说是发展道路。中国强大了、成功了，很多国外人士开始讨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我们对道路的自信以及道德感召力，都体现了中国日益增强的软，实力。”张宇燕说，“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曾经提出过‘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的重点和唯一方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成绩证明了这一学说是错误的，通向繁荣与稳定不只有西方民主这一种方式。去年6月份，在非盟总部举行的中非减贫发展高端对话会上，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人手一本习近平主席的《摆脱贫困》。非洲国家学习借鉴中国的减贫做法和经验，这就是中国道路影响力的体现”。

        学以致用方得始终

        在课堂上张宇燕经常这样告诫他的学生，我们日常的学习和思考需要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价值基础，那就是要思考和心系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安危与福祉。相对于个人层面的“义”、而言，这是一种大“义”。作为个人，我们做人的底线是不能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绵薄之力。

        从“李约瑟问题”到当代的“中国主张”和“中国影响”，张宇燕的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国家情怀。作为一位在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他又是如何做到将自己的研究学以致用？

        在张宇燕看来，要做到学以致用，首先要学，学是基础。所谓的学，包括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愿望等，有了学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去解决现实问题。

        “国际问题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其中特别突出的特点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应用性成果，其‘使用者’或‘需求者’主要是政策制定者。要让自己的研究有价值，就必须以问题为导向。要找到‘真’问题或有意义的问题，一个恰当的出发点是要站在政府立场，解决现实问题。”张宇燕说。

        “站在政府立场，解决现实问题”这个被一些人视为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张宇燕看来不无道理。“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就是要想党和国家之所想，急党和国家之所急。只有这样，学和用才能互相推进。回顾一下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理论的进步大都与人们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当今世界面临的三大挑战，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如何弥合这三大赤字，如何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便是我们这些国际问题研究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

        思国之强盛民之富安者集大义。张宇燕的研究，重心始终于此。